高锟校长的故事

在开放日那天，中大喜气洋洋，冠盖云集，正当高锟校长要致辞时，冷不防被激进的学生冲上主礼台，在众多嘉宾、家长、同学、校友的众目睽睽之下，誓要抢走校长手中的「咪」，以表达另类声音，结果令台上乱作一团，扰攘达数分钟之久，令人觉得中大丢尽面子。他们又把抗议的单张放在吹胀的避孕袋内，向现场人士派发，极尽挑衅之能事。事后，当校长步下礼台时，《中大学生报》的记者第一时间冲前采访，询问校方会否惩罚学生，怎料校长却一脸诧异的说：「惩罚﹖我为什么要惩罚学生﹖」那位学生记者顿时为之语塞，颇觉自己就像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我记得几年后，有一晚与老师关信基教授促膝谈心，提起这件往事，他才透露，事后差不多各方都排山倒海的要求纪律处分该等学生，但却有3人由始至终坚持反对，最后才能顶住了压力。3人中的其中一位，原来就是当事人，本来该是最受屈辱、最应意愤难平的高锟校长。

老师的训勉

  至于另一位，就是当日身为学生辅导长的关老师。我记得老师当时是如此跟我讲的：「大学校园，本来就该是引发思潮、带动社会前进的地方，如果我们的步伐和界线，都与外面社会的一模一样，那又岂能起到带动的作用呢﹖」我完全能够想象，当日身为辅导长的老师，会为此受尽多少压力，受尽多少委屈，但当他道出那一番说话时，就是那么一脸淡然，就像一切本当如此，像高锟校长当日一样。

  老师的学养，做学生的限于资质，学不上皮毛；但老师所讲过的做人道理，做学生的，却一直未敢或忘。但可惜当年中大的学生组织，却不领情，因为校长接受北京委任为「港事顾问」，而一直对抗到底。例如出版学生报，大字标题刊出「港事顾问粉饰太平，中大President一事无成」等辛辣、侮辱性字眼，令不少教授为之侧目。但高锟校长本人却一直以平常心待之，甚至每年从个人户口中拿出两万元，捐助有财政困难的学生组织中人；又每年都亲笔撰写书信，多谢学生组织对大学的贡献；更帮助学生排难解纷，在一场教授与学生可能因教学评核而对簿公堂的官司中，为学生顺利调解。而另外一些更加偏激的中大学生，更加出版一系列以粗口谐音作为名称的「小报」，刊登一些不雅、性器官的照片，尺度远比今天的大胆，但当时校方也只是循循善诱，屡加劝喻，却始终没有纪律处分。

  法国思想之父伏尔泰（Voltarie）曾经讲过：「虽然我并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会至死也捍卫你说出那个观点的权利。」从当年的中大Campus，我完全能领会到这句说话的境界，也就是这些点滴和积累，令我们那一辈的學運反叛分子，至今仍十分热爱中大。

[昨非」与「今是」

  近日《中大学生报》的情色版，惹起轩然大波，都说同学偏离了社会标准，公众不能接受。但社会标准，又真的应是学生运动及校园讨论的极限吗﹖我记得80年代初「香港前途谈判」，中大同学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香港应该脱离港英殖民管治，***回归祖国。当时在这个醉生梦死的殖民社会，这是何等的离经叛道，与所谓的「主流社会标准」，差距又岂能以道里计，公众也是绝不接受，甚至更骂同学为「共谍」、「死左仔」。更有声音说这些中大同学毕业后公司将永不录用，甚至催促中大应予以警诫。但20年后，事实证明，究竟又是谁对谁错呢﹖今天中大视为显赫校友的郑海泉先生，70年代曾是因为在街上张贴「保钓」海报而被抓过的學運分子。朋友王慧麟曾到伦敦翻阅业已解封的殖民地机密档案，才发现原来竟然有这位「郑大班」的黑材料，他被形容为「extreme radical student」，视之为麻烦搞事分子。我相信当日也曾经有不少声音，批评过这些同学影响校誉，损害中大学生形象。但几十年后，一笑便已风云过，郑海泉已成了汇丰「大班」，当日搞學運的何安达，那个曾经拿水枪在宿舍「知行楼」周围射，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的「死飞仔」刘细良，却已成了行政长官曾荫权的左右手。学生年代的棱角，本来就是理应如此。

那是一张倔强而非猥琐的脸

  上周四，我有透过电视直播收看学生报编委会的自辩论坛，在一张又一张同学的脸上，我看到的是一脸的倔强和纯真，而不是淫亵猥琐。虽然过去言语间，或许他们有顶撞过个别老师，但我相信他们都是真诚的。我相信，如果有一天同学愿意反省，又或者歉疚的话，原因一定不是因为校方处分了他们，而是我们这些作为老师的，曾经以极大的耐心和诚意，来看待他们所做过的事；如果好多年后，学生仍会惦记我们的，多半不会是因为我们教授过他们什么具体知识，而是我们曾经以身作则，教导他们如何处世做人。周六回到校园，得知政政系的同学，在考试季节，大家都在捱更抵夜的时候，还是奋力「开夜车」，赶出了一份联署声明，并邀请我加入联署。这群同学本来不是直接牵涉在内，但都能如此见义勇为，做老师的常常鼓励学生要有judgment，要有initiative，如今还夫复何求，即使再有些什么，也只是枝叶，于是立即签名。

为什么我们这样爱中大

  事件中，我一直只是个旁观者，只是在旁边说些风凉说话，我知道真正要负责的中大老师和同事，却处身热厨房，压力都很大。在民粹主义肆虐的今天，传媒会动辄不问情由，指摘我们「包庇」学生，把整间大学的校誉也「摆上」。我完全体会到校方调查委员会做决定时的难处，而大学辅导长何培斌教授，早前接受记者访问时亦透露，有需要时，他个人愿意为学生提供法律支持，并以「有理想、有看法、有坚持」来形容学生报的委员。但我只想补充多一句，能对学生宽容的，希望都能尽量宽容。现在差不多每一间大学，都说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批判思维，但当学生的看法与我们一模一样时，哪用大家多作lip service；相反，正正是当学生的看法与我们南辕北辙，与我们不同的时候，校方仍能表现出的尊重和包容，才真正最能体现出我们对独立思考和批判思维的真诚，才最弥足珍贵。我们都爱自己的学生，但当学生飞黄腾达，名成利就时，我们的爱充其量只是锦上添花；相反，正正是当漫天风雨，压力铺天盖地，学生茫然无助时，我们的爱，我们所表现出的承担，才是学生最需要的。我们那一辈都十分爱中大，因为那是一个曾经容许我们犯错、容许我们跌倒，以及容许我们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地方。我真切的希望，很多年后，我们的师弟、师妹、学生，也能够有幸因同样的原因，爱同一间中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