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耳曼人辛德勒拯救了成百上千面临被灭绝的危险的犹太人。我们都还记得电影《辛德勒名单》几乎占全片90%的黑白色调中点缀着的那少有的几抹红色——那个小女孩的红裙子——最后一次却出现在掩埋尸体用的铲车翻斗里——还有希望吗？我们也还记得，当本·金斯利饰演的犹太会计师将用获救的犹太人贡献出来的金牙打造的戒指交给辛德勒时，辛德勒为未能拯救更多的人而懊悔惭愧失声痛哭以及那戒指上镌刻的犹太名言“救一人就等于救全世界”。

辛德勒的故事具有传奇色彩，这种传奇随着电影中本·金斯利在打字机上不断向名单上添加工人的姓名而被进一步强化了。那么美国犹太人白修德几乎在同一时期在东方的中国所做的一切，不但具有同样的传奇色彩，而且更加意味深长。

据维基百科，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1915年5月6日生于麻省波士顿，是犹太律师的儿子，1934年获得哈佛大学奖学金，1938年毕业（与肯尼迪总统的长兄是同学），获得中国史学位。1939到1945年是美国时代（Time）杂志派驻东亚的通讯记者。......1962年获普利策奖（Pulitzer Prize)。作为政治记者、历史学家和小说家，以1960、1964、1968、1972年关于总统选举的受到广泛赞许的报道而著称于世。1986年去世。

       选择维基百科（Wikipedia）作为获取人物简历的途径是因为它的“客观”，尽管所有的简历其实都很苍白，但总比那些一边倒的大块头文章要好。

       最早知道白修德是因为刘震云那篇以堆砌资料见短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最近一期收获杂志上李辉的“《时代》讲述的故事——落寞的身影”中白修德的形象更加丰满。——二十七八岁的美国年轻记者凭着作为新闻记者的敏感性和冒险精神，在1943年2月深入已是赤地千里、哀鸿遍野的河南进行实地采访，结果最终形成的《时代》杂志关于河南灾荒的报道震惊了世界。然而白修德所做的不仅仅是这些——不仅仅限于报道真相！白修德回到重庆就像鬼魂附体的人难以平静。作为人的白修德去找了所有能找到的人反映情况，但他们无一例外的都不承认那些“人吃人”、“狗吃人”的惨绝人寰的事情和使事情变得更糟的腐败现象真的发生过，直到他见到了蒋介石，并用同行记者拍摄到的照片使蒋相信了残酷到极点的现实。

       白修德胜利了！他用人所共有的悲悯情怀给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带来了生的希望。“作为记者，白修德引人注目地走到了中国历史的前沿。”。然而一个如此年轻的记者、一个对腐败的重庆政府充满愤怒对延安又充满向往的美国人，却在1944年底在延安成为了美国特使赫尔利和毛泽东共同的愤怒焦点，仅仅是因为他幼稚地要在复杂的政治博弈中发挥个人的作用吗？年轻的白修德在得到拯救的苍生面前无疑是个圣徒（尽管当时的人们并不了解这些），而在来自美国的政客和已经暗自称圣的中’共领袖面前又算得了什么呢？

       被赫尔利骂作“该死的臭娘养的惹是生非的小杂种”的白修德在历史深处留下了落寞、尴尬的身影，但因此我们了解到的在中国的白修德才更加完整。

      《南方周末》上曾经刊登过杨奎松的《我们应该怎样爱国》——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05-07/29/content_3281797.htm，跟刘震云的小说一起我们知道，在白修德的义举（比之于辛德勒的义举）进行的同时历史的因果报应就已经在河南发生了——“日本为什么用六万军队就可以一举歼灭三十万中国’军队？在于他们[向中国百姓]发放军粮，依靠了民众。民众是广大而存在的。1943至1944年春，我们就是帮助了日本侵略者。汉奸乎？人民乎？”。

       斯人已逝，面对历史我们应该有白修德的悲悯情怀，同时要保持敬畏之心来客观地去认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