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怎样地关心这个社会或者我们的国家，这是个大而无当的命题吗？与毛泽东时代的年轻人胸怀世界（其实也是大而无当的）相比，今天的我们如何是好？ 

       苏珊.桑塔格在《关于他人的痛苦》中写道， “指出有一个地狱，当然并不就是要告诉我们如何把人们救出地狱，如何减弱地狱的火焰。但是，让人们扩大意识，知道我们与别人共享的世界上存在着人性邪恶造成的无穷苦难，这本身似乎就是一种善。一个人若是永远对堕落感到吃惊，见到一些人可以对另一些人施加令人发怵、有计划的暴行的证据，就感到幻灭（或难以置信），只能说明他在道德上和心理上尚不是成年人。”。“在达到一定的年龄之后，谁也没有权力享受这种天真、这种肤浅，享受这种程度的无知或记忆缺失。”。

       在这本通过对暴行和罪行照片的描述抒发其深刻思想的书中，她所呈现出来的是人类社会中某些极端的状态和行为，那么如果不这么极端呢？——我们一样活着，只是那状态有很大的差别，状态好的那些个是不是也应该始终保持那种善呢？

       美国的所谓改良左派认为，正确的“政治”即知识分子应参与到社会的公共事务中去，关注美国社会中现实的贫困、失业等问题，与工会等各种组织团结在一起，共同应对来自全球化所可能导致的新的美国社会危机。这种应对的基本策略是实用主义的具体行动，如推动旨在建立宏观的政治民主的积极投票行动，发动工人阶层旨在改善自身待遇的罢工等，其最终目的是推动美国社会实质意义的平等，颠覆现行的社会世袭的等级秩序，把美国筑就成为一个虽然没有终极目标但永远处于进化过程之中的民主国家。这段话说的是美国，但仍然让人觉得是有着良好愿望的象牙塔中的学者之见，同时，新左派们不再给自己订立“终极目标”，这无疑是一大进步。

       记得十五年前有个比我年龄还小但有些早熟的伙计在某次暑假聚会时多少有些神秘地告诉我，他最近在努力研读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且屡有心得，更是找到了与劳苦大众打成一片的门径——比如，在街头鞋摊前驻足，与摊主纵论世事。毕业后，这小子留在另一所理工院校也做了老师，前年去桂林时打电话到学校人事处问他的情况，被告知早就离开了学校，据说先去了华为。

       不知他现在除了关心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外，还有没有往日的那么多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