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前，西安的老L找我，想要诉说些什么。实际上，我们彼此都认为主要是由于大学里各自周围那些人早已四散而去，所以我们才成为了可以坐在一起多说说什么的伙伴。带他到一间去过一次的酒吧，听着这位“痛诉家史”，而这个家仅仅才维持了不到五年的时间。人们总可以找出理由为自己开托，只要愿意去找、然后重复多次地让自己相信它。我当时想喝点酒，于是我们两个最后都喝多了，而且一塌糊涂。老L说，准备去深圳发展。我说，先把老婆、孩子安顿好吧。还行，背地里怎么做和心里如何想都不重要，这位最近在忙活着帮老婆安排工作。我想，毕竟有了孩子。

        这就是我们这些而立有余、不惑不足的人们的尴尬生活。记得老m上大学时老喜欢上图书馆借几本哲学书来放在床头，现如今他跟我讲，家里边少之又少的几本摆在案头的专业书籍，老婆也已多次说过“你到底看不看，早点将这些劳什子清理掉吧。”之类的话。我见到的老m如今除了常常做出人生无聊的慨叹，就是不时会总结出一些非常实际的道理来。还好的是，我们至少还都认为做人应该存在某种底线，这一点倒是没有变化。有时，我牵强地以为正是这种信念式的东西支撑着我们，不至于垮掉。而这种东西在很多人看来、在急速变化的现实面前，往往又显得微不足道。这是我们的宿命！

        认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