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是孩子的天性，也是认识世界的必由之路。我的儿时，似乎好奇心更强一些，这让我一方面在伙伴们面前更洋洋得意，另一方面，也让我对一些东西心惊胆战，敬而远之。

      在我出生的那年，爸爸从西安买了一只闹钟，成为家里比较值钱的一件现代化的东西。这是一只再普通不过的闹钟，只是钟表上一只猫咪，眼睛随着秒针不停的摆动，一直吸引着我。在我还不会看时刻的时候，我已经寻思着要看个究竟，为什么猫咪的眼睛会动。妈妈出门做农活去了，姐姐也都上学去了，我的机会到了。谁也不会想到一个小小的顽童，会熟练的用一把缝纫机上的螺丝刀把一只闹钟正确的拆开。闹钟的五脏六腑都暴露在我的眼前，我被那精妙的结构深深的吸引了，仔细的端详着大大小小的齿轮巧妙的配合。不知动了哪里，闹钟突然停止了“滴答”，闯祸了，我又从缝纫机里找到缝纫机油，胡乱的在齿轮间挤了几滴——闹钟仍然没有动静。在我试图将闹钟重新装好以便告诉妈妈“不知道怎么的，闹钟不走了！”，这个时候怎么也装不上了。

      这个闹钟是我拆开的第一个有技术含量的东西，如今它在家里仍然享有崇高的地位，虽然它经常报告错误的时间，但是它仍然在顽强的与时间赛跑。它生存的意义在于：见证我的生命历程。

      第二个遭到我蹂躏的是一部半导体收音机，同村里稀有的巨大的电子管收音机不同的是，它很小，而且只用两节电池。每天我都会抱着它听小喇叭，直到某一天我想看看这个小小的盒子里面到底装着多少个人的时候，我再次拆开了它。奇形怪状的东西就像里面那块大磁铁一样吸引着我，好在收音机是容易装回去的，妈妈没有发现我已经越来越大胆了。我多次拆过这部收音机，直到后来不再发出响声，妈妈恐怕想不到，这是因为我偷偷拆过的原因。

      闹钟和收音机的解剖让我在小伙伴面前理直气壮，坚决的告诉他们，闹钟里面没有小猫，收音机里面没有小人！我甚至把从姐姐那里偶然听到“电容”这个高科技的词汇拿出来，让我从小就显得比那些挂着鼻涕的伙伴们更博学一些。

      另一种好奇是致命的，在我更小的时候，我看到了放在柜子顶上的一个深褐色的瓶子，完全就像我喝过的治疗咳嗽的糖浆瓶子。我比较喜欢糖浆的甜味，没病也嚷着要喝。一个偶然的机会，对门的比我稍大的姐姐同我一起玩耍，我便告诉她：“我家有糖浆，就在那里。”我指着柜子顶。搬个凳子，她真的就取了下来。打开瓶盖，我果然闻到了一股淡淡的甜味。我不知道瓶子上的标签上写着什么，只记得上面画着一个妖怪。我们把里面的褐色液体倒在瓶盖里，开始品尝。这糖浆很冲，只是有点甜味而已，我抿了一小口就让给了这位姐姐。

      在屋外忙碌的妈妈发疯一般的抱起我们奔向村卫生院。我还在卫生院的桌子上蹦蹦跳跳的时候，那位姐姐却吐了，还想睡觉，真不够意思。我后来才知道，那糖浆，就是农村普遍使用的“敌敌畏”，瓶子上的妖怪，是个骷髅头。这是我离死神最近的一次，或许我再多喝一口，无知的我将不可能有机会写博客了。据说那位姐姐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出现视觉模糊，如果再发现的晚些，必死无疑。

      最早家里是没有电的，村里人习惯天黑了就睡觉，晚上都点蜡烛，从来不用当心会睡眠不足。拉上电以后，我对灯绳上面的黑色圆盒子产生了浓厚兴趣，想知道它为什么能够让灯泡亮起来。当我打开那只盒子，伸手拨动里面小小的铜片的时候，整个手臂的麻木和僵硬给了我一生的警告：“有电勿动！”这是我第二次与死神的约会。

      两次死神之约使所有农药之类的危险物品都被吊上了高高的屋顶，电灯开关也被移动到了最高处。其实，那时我已经知道危险了，不会在碰了。

      不碰开关，我就玩火。从家里偷出来一盒“洋火”（就是现在的火柴），我拉上表弟到村外的麦草垛烤火。那个时候我恐怕从来没有听到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小小的一根火柴，让村头变成一片火海，男女老少都端盆提桶灭火的时候，我像石头一样愣在一边。以后，我再也不玩火了。

      好奇也为我带来身体上的伤疤，为了捉一只正在破壳的知了而爬树，下树时粗糙的树皮舔去了我一大片白嫩的肚皮，从此我身上多了一个标志，当然那里永远不会再长出汗毛来。

      民工在大锅里熬沥青，我将沥青粘在木棍上点燃，燃烧的沥青溅到手臂上又点燃了我的皮肤，那种剧痛和揭去沥青后露出的白白的肉让我一辈子对燃烧的沥青过敏。

      春天到了，看到地上的小洞口开出一朵朵红色的奇怪花朵，我便走过去采摘，却扯出一条红黑相间的大蛇来。如果不是那蛇刚刚离开冬眠状态，我会再一次与死神相约。

      农村孩子的童年始终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危险，这让农村的孩子更容易遭受到不幸，也会让农村的孩子更加坚强。然而，我们不能用孩子们的生命做赌注来让他们更坚强。有一日我也会有我自己的孩子，记忆自己童年的死神之约的意义就在于：不要让它们再重演。